张蔚星说：“在我看来，未来的两三年中， 张大千的真品会一直上涨，未来比较合理的价位是：一般山水画在70万元/平尺，花鸟和简笔的人物画稍微低一点，在40万元/平尺，泼墨作品在70-80万/平尺，精品要达到100万元/平尺，书法作品达到10万/平尺，这才是他应有的价格。一言概之，张大千画价要涨到收藏家们买不起，才算到位。”

张大千的作品数十年来一直广受追捧，同时也令张大千书画赝品层出不穷。张蔚星指出，当下拍卖市场上近半的张大千作品皆为赝品。赝品的大量存在导致张大千画作行情两极化，一方面是真品优品的成交价高，并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张大千仿品被推出，以较低的价格成交或直接流拍。市场一直在呼吁要杜绝赝品，而实际上赝品的出现也是市场的需要，赝品意味着价格区间会很低，有的人买不起几百万、几千万一幅的张大千，但也需要几千块钱的张大千作品用来送礼或者自赏，这个时候拍卖公司就会提供张大千的赝品，而买卖双方心知肚明，现在市场总在呼吁打假的问题，却没有正视这种“市场的需要”。

张蔚星说：“有真LV就有仿LV，有真品包就有仿品包，在一般人眼里，仿品和真品也许差异并没有太大，张大千已然是一个品牌了，既然如此，他的作品就有被仿的动机。张大千的市场两极化是市场根据不同的需要呈现出一种真假共存现象的放大。”从规范市场来说，我们要坚决反对拍假和假拍。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赝品的出现不是无理由的，有很深的社会根源的。

有人曾戏言，中国艺术品市场如同中国股市的100点，买什么都对，无论哪类藏品，只要别买假。但是无论是市场客观需要也好，不法画商趁机用伪品获利也罢，张大千伪作确实是大量存在于艺术品市场当中。辨伪又成为不得不说的事情。

书画的基本辨伪法有讲究，一书二画三印章，一书指画家本人的款书，也是鉴定画作真伪的第一凭据，张大千在37岁之前的款识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上1年半到2年一变，二是款识中张爰的爰字带有虫旁写作“蝯”、“猨”字，又或写成张季爰。到了37岁以后，季爰的“季”字不再出现，“蝯”、“猨”也不再有，统一为“张爰”。这一点在印章上也有所体现，37岁之后一律钤盖“爰”字印信。张大千到了网师园以后，他的书法也有一定的变化，早年还带有他老师曾熙、李瑞清影响的痕迹，后来变化为秀丽峭拔的风骨，与前期的风格有一定差异。书法款识在鉴定张大千作品真伪中非常重要，从37岁再往后，张大千的书法基本上没有变化，仅是晚年变得粗老而已。

张蔚星重点强调了款识对于张大千画作辨伪的重要性：“张大千本人书法造诣极深，其绘画款识这一方面，几乎无人能过，当下市场上众多精妙的仿品都是在款识上露出马脚，即使是作他假画作的最好的学生胡若思与何海霞，两人的款识都远不及大千，胡若思的书法太肉，而何海霞的书法太瘦，都不过关。此外，张大千在书法上颇有特色的反结构造型等特点，也都是后人难以模仿的。”

张蔚星介绍：“张大千早期的印章是每三年重新换一次，解放后他留洋海外，没有那么多篆刻大师辅助治印之后，相对稳定。为了防伪，张大千运用过很多手段和方式，如在张大千解放前所作的山水画上，是带有水印的，持画背面对光照，会出现‘大风堂’三个字。”

众所周知，张大千在四川的造纸基地夹江县，曾研制成了新一代夹江书画纸。这种纸色白劲韧，宜书宜画，张大千一次就定制了这种纸达两万张，并在纸中间加进了他亲书的“大风堂造”、“蜀笺”等篆书字样，以及他亲绘的云草纹等图案暗记。张大千将这种纸称为“宽纹纸”、“蜀笺”或是“大风堂造纸”，专用于自己的书画作品，一直用了数十年。后来他出国后，在日本也高价定制了大批这种类似的“大风堂造纸”，作为自己的书画专用，以防别人假冒。张蔚星说：“张大千晚年在国外做过一种菠萝纸，现在台湾也有，内地暂无，他晚年许多作品都用菠萝纸绘制，这种纸很粗糙，很厚，如同抹布一样，我在鉴定晚年张大千作品时时常遇到这种菠萝纸。与此同时，张大千用墨也非常讲究，坚决不用宿墨，使用的墨汁一定要非常干净。”

张蔚星还强调，无论是书、画、印，还是纸、墨、水印，在真正鉴定的过程中往往要将这些手段综合运用，只有我们对张大千越了解越熟悉，鉴定的准确率才会越高。“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全面复古主义者，更是一个全面革新者，他的山水画成就最高，恢复了两宋传统绘画风格，在500年间没有人如他画得这么好的，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张大千作品的价位还有继续上行的趋势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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