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最后的教诲和我终生的遗憾。
取得博士学位只是证明在导师指导下的工作能力。为了积累真正的独立工作的经验,父亲赞成我进行博士后研究。我在近几年参加了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一些国际合作,努力提高研究能力,逐渐能独立工作并在国际合作中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父亲在1992年2月(即他去世前四个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思进搞的是'大科学'的部分工作,因此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为习惯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为缺了它,整体工作的意义也会变得小了。这确实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体'和'集体'的意义。希望你与各国合作者们的关系搞得顺利些。"他一方面鼓励我继续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累更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希望我和国内的导师时常联系,在回京探亲时,和国内的同行多进行交流。1990年末我在北京时,去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做学术报告前,父亲还和母亲一起在家里听我预讲了一遍,提出正式演讲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我整个学业和工作过程中,父亲的教诲和他自身的榜样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总伴随着我:即父亲的名声和威望总使我像是笼罩在一个影子里。例如,有时我被人们介绍时,不是讲我,而是先讲"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我一直想摆脱这个影子,尽力不主动讲自己的父母是谁,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独立工作的经验。从去年(1991年)底开始,经过长达6-7个月的长期评审,在众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中,在评审机构完全不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的情况下,一个位于美国的著名的国际高能物理实验室终于于今年(1992年)6月通知我,认可并聘任我为该实验室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中的教授)。我多么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啊! 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教诲我们独立走自己的路的结果。我想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喜,就传来了他和我们永别了的噩耗。每当我想起这个终生的遗憾,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我赶回家时,妈妈安慰我说:"爸爸家里的办公桌还是保持着他生前的原样,你有什么话就对爸爸的遗像讲吧,就像爸爸还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说不准他还能听见。"我想说:"亲爱的爸爸,您走得这样匆忙,连我马上就要告诉您的好消息都没来得及听见就匆匆地走了。在坎珂的路上操劳了一辈子,您放心地安息吧!我们晚辈一定牢记您的谆谆教诲,以您为榜样,做正直的人、做严谨的事业,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为社会和为您未竟的科研事业贡献应尽的微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