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身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承担着各相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其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还承担着铀-235的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责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心里很清楚这对于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后,聂荣臻副总理对钱三强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最繁忙、也是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1960年,他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一起领导了核武器攻关小组。经过四年努力攻关,研制成功扩散分离膜、六氟化铀、点火中子源等。其中的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的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被苏联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的科学家靠近。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和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有关。下面的数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7月,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人员共计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技术员712人。同时,还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6名科技干部。这些人员多数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后,为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搞原子弹技术,一路直接奔赴一线搞核试验。为此,张爱萍请钱三强推荐一位核试验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推荐了原子能所的副所长程开甲。因此,曾有人说,原子能所是“两弹”研制的“老母鸡”。还有人说,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豪迈进军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