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的确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